如何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对于2026年的“促消费”路径，“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乐消费”这一表述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引意义。随着“两新”政策的逐步退坡，单纯依靠商品消费拉动内需的做法可能已触及“天花板”，甚至可能预支未来需求，因此消费必然要走向拓展服务消费。然而服务消费的探索并非一蹴而就，全国“一刀切”的方式也并不可行，必须结合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特色，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待形成有效经验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复制。

中国内部消费发展并不均衡，呈现出清晰的“四类画像”。根据各省人均消费率及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现来看，可发现各省消费率水平未必与经济发展相适配。具体来说，可归纳为四种消费范式，这将为明年、乃至“十五五”规划阶段各省“促消费”路径提供更具启示意义的发展“密码”：

（1）乐于消费型（对应人均可支配收入偏高、消费率偏高的省市，如广东、浙江等）：消费市场相对发达，消费结构较为优化，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2）敢于消费型（对应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而消费率偏高的省市，如四川、海南、黑龙江等）：虽然当地经济发展并非发达，但居民消费倾向依旧强烈；

（3）怯于消费型（对应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消费率同样偏低的省市，如西藏、陕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受制于此，居民消费率也偏低；

（4）慎于消费型（对应人均可支配收入偏高、但消费率偏低的省市，如上海、北京、江苏等）：在当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下，居民却更倾向于财富积累，消费表现理性克制。

为何即便在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各省消费率却呈现显著差异？那些消费表现强劲的重点省份是如何“促消费”的？为了系统性剖析各省消费路径的成与败，我们可以结合各省多项指标表现、构建一个双维分析框架去一探究竟。具体来看，这些指标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大类代表消费能力，关乎居民“能消费”的基础，可通过收入增速、房屋销售成本等指标衡量其购买力与支出压力；另一类代表消费意愿，关乎居民“敢消费”的环境，可通过民生支出占比、城镇化率等指标观察当地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与生活品质。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清晰识别四大消费类型省份在消费驱动上的得失关键。为聚焦典型、深化比较，我们从各类型中选取2-3个代表性省市进行剖析，结果如图3所示（图中“√”代表在该指标上排名前三的省份，其中，对消费的正向指标标记高位次，反向指标（如房屋销售成本）则标记低位次）。

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省份的消费驱动逻辑不尽相同。与“怯于消费型”和“慎于消费型”省市在各项指标上表现相对分散、缺乏明确着力点相比，“乐于消费型”和“敢于消费型”确实发力更集中——“乐于消费型”省市更侧重于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通过强化社会保障、提升生活品质，为消费提供“安全感”与“吸引力”；而“敢于消费型”省市则更聚焦于夯实居民的“消费能力”，即便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突出的情况下，仍着力减轻居民生活负担、缩小收入差距，从根源上释放消费潜力。

“乐于消费型”与“敢于消费型”省市“促消费”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其经验是否具备可复制性？而“怯于消费型”与“慎于消费型”省市又存在哪些结构性的制约？下文我们将围绕这些疑惑展开系统剖析。

乐于消费型：增长引领与人口聚集的良性循环

广东、浙江兼具“经济大省”与“乐于消费型”省份的双重特征，其消费活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安居乐业”基础之上。以城镇化率为观察窗口可见，近年来两省不仅省会城市、各地级市也均在加速城镇化进程。这种全面铺开的城镇化模式，既让全省居民更均衡地享受到发展红利，也促使外地游客的消费目的地从省会、向全省范围扩散，从而在空间上拓宽了消费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同时，“乐于消费型”省份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在各类型中表现突出、位居前列。这不仅反映出当地对生态建设的投入，而且也能直接转化为居民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宜居环境，为促进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支撑。

加快城镇化进程、营造宜居环境等措施，不仅提升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显著增强了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近年来，身为省会城市的广州、杭州的人口均呈现净流入态势，为当地消费实力“添砖加瓦”。

当然，“乐于消费型”省份吸引人口也离不开积极地“广纳贤才”。这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也显著提振了本地消费。例如，广州的高校在校生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深圳、广州、杭州的人才吸引力也稳居全国前五。

同时还注重从“吸引人才”到“留住人才”的闭环建设。更重要的是，从持续的人口净流入趋势来看，“乐于消费型”省份在“留住人才”方面同样表现优异。除了其突出的宜居环境之外，这些省份也通过控制生活成本、提供发展机遇等途径，有效回应了人才对“美好生活”的综合诉求。例如杭州为了留住人才、发布了“春雨计划”，通过14项服务举措让新市民和青年群体“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

敢于消费型：均衡发展与民生保障下的消费释放

相较于“乐于消费型”省份，“敢于消费型”省份在促进消费上面临更显著的双重约束。一方面，地方政府财力相对有限，难以大规模投入资源用于拓展消费场景或吸引外来人口；另一方面，本地居民收入水平也整体偏低，很容易陷入“不愿消费”的陷阱。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该类省份仍展现出将本地消费潜力最大化的清晰路径。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可以从各类指标中搜索一些当地“促消费”的“蛛丝马迹”：

首要特点是，“敢于消费型”省份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坚持以最大力度“投资于人”。“敢于消费型”省份财政支出中民生领域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省份，反映出其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保障上的持续投入，为居民“敢消费”筑牢安全底线。

第二，“敢于消费型”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普遍更小。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强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与消费意愿，使得消费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可持续。

第三，“敢于消费型”省份的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比显著偏高，反映出其服务消费活跃、结构健康的特征。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其背后是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和扎实的民生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居民在基本生活无虞后，更敢于将收入转化为即时的、体验式的服务消费。

最后，更低的刚性支出为“敢于消费型”省份居民释放了消费空间。无论是从房屋平均销售价格，还是从生活成本指数来看，这类省份居民的住房与日常支出压力均明显更小，使其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能够转化为实际消费。

怯于消费型：财力约束与发展阶段的双重挑战

“怯于消费型”省份目前正处于经济爬坡阶段，消费发展易受限于地方财力与居民收入的双重约束。居民面临支付能力受限、消费信心不足的困境，容易陷入低消费与低增长相互制约的循环。

当然，对比经济实力同样偏弱的“敢于消费型”，“怯于消费型”省份“投资于人”的力度也相对更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两大类省份在居民收入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慎于消费型：高成本与结构失衡下的消费抑制

“慎于消费型”省市是四类消费格局中最为复杂的一类，其“促消费”路径表面上面临矛盾，实则暗藏清晰的突破路径。这些省市普遍呈现出“高收入≠高消费”的鲜明反差，北京、上海等地尤为典型，居民储蓄意愿强、消费释放不足，构成了当前扩大内需中一个值得深入破解的“高收入悖论”。

值得注意的是，“慎于消费型”省市消费动能的相对不足，与其自身的经济结构选择也密切相关。这些省市大多呈现出“重工业、轻消费”的发展特征，政策资源配置上更多向工业领域倾斜。这种结构选择在特定阶段支撑了高经济增长，但也相对制约了消费市场的丰富性与吸引力。

正是由于优先承担了“挑大梁”的工业与科技发展任务，“慎于消费型”省市对本地生活性服务业的投入相对有限，导致其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比显著偏低。这种结构性的供给失衡，使得消费场景较为单一、服务供给不够丰富，约束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高企的房价与生活成本更成为“慎于消费型”省市居民的“重担”。“高收入”仅是表象，背后往往对应居民更大的支出负担，“生活的重担”在更深层地改变了居民预期与储蓄行为，强化居民的消费抑制，使消费增长面临持续的结构性阻力。

此情此景之下，“慎于消费型”省市普遍面临人口出生率偏低、部分城市人口流出严重等压力。这不仅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红利，更在结构上制约了消费市场的增量来源与长期活力。

“十五五”时期各省“促消费”路径展望

立足“十五五”时期，由于各省经济实力、消费潜力不同，全国统一的消费刺激政策效果将因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而大打折扣。因此，“促消费”政策不宜采用“一刀切”模式，需从总量转向结构，依据各地消费驱动逻辑与制约因素“对症下药”：

乐于消费型：担当服务业消费升级的“先行军”。此类省市消费基础好、人口吸引力强，可率先探索当前我国整体相对薄弱的服务消费。通过打造高品质、多样化的服务消费模式，重点布局文旅、康养、文体融合等新兴服务领域，为全国形成可复制的升级经验。

敢于消费型：重在巩固“能消费”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供给提质。政策重点应延续其在民生保障、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优化商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激发本地消费潜力向更深层次释放。

怯于消费型：着力提升“消费能力”，适当加强对“投资于人”的重视程度。对于“怯于消费型”地区，可以对标经济实力相似的“敢于消费型”、更多向增强居民购买力、减轻负担的“消费能力”入手。加大财政支出中投向民生的比例，同时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特色产业培育相结合，有利于优先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就业增收，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夯实可持续的消费能力基础。

慎于消费型：核心在于“降成本、补短板”。政策应聚焦于将居民高收入切实转化为可支配购买力。关键在于控制住房等刚性成本，缓解居民支出压力，使收入优势真正“可感可及”，切实为居民“减压”。同时，“慎于消费型”省市也具备培育高品质生活服务业的一定经济基础，可通过增加托育供给、优化公共绿化和社区服务等方式，系统提升本地生活的宜居性与吸引力。